艾滋义工韩森
韩森对生命的意义终于渐渐有了更深一层的体认：是一次又一次在照顾艾滋病患的过程中，他与病友们一同经历生死，使他对死亡有了更深刻更实在的接触与了解，因而也就对生命更加尊重、珍惜。
然而每当一位受他照顾过的病患往生的时刻，韩森都会为他们哀痛，为他们哭泣。他曾为他们祈祷，唱圣歌给他们听，替他们打气，希望奇迹出现。然而残酷的现实是，当时鸡尾酒治疗法还没有发明，艾滋带原者一旦发病，死亡接踵即至。而且末期病人的病状，有时令人胆战心寒。韩森都得勇敢面对。
有一次一位叫杨的病人从南部到台北来就诊，病人已很虚弱，韩森将他抱在怀里，看着他鼻孔一直不停地流血，状至恐怖。韩森不禁想：有一天他会不会也变成他怀中抱的病残躯体一样，不停地流血？
当他的一位好友，也是一位艾滋义工，被艾滋击倒亡故时，韩森惊痛得晕倒过去，他独自到阳明山上，放声恸哭，既伤亡友，亦是自伤。大概只有宗教的信念，上帝赋予他特殊的使命，要他与同病者生死与共，韩森才能在艾滋风暴中挺下来。在进进出出台大、仁爱、荣总这些医院，照顾比他更不幸的艾滋病人中，他终于证实了自己生命的价值。
当然，韩森还得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虽然他比其他发病的病患健康得多，但不是没有危机的，他也曾经几度住院，发烧不退。幸亏他有庄哲彦医师悉心治疗他，每次让他康复，再度投入艾滋工作。几年下来，韩森已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艾滋工作者了。他参加过几个艾滋组织：谊光组织、中途之家、希望工作坊，现在担任希望工作坊的重要职务。
矛盾、挣扎、接受
艾滋病患除了健康受损外，其他的人性诉求并未泯灭，对亲情、友情、爱情的需要可能更加强烈。韩森感染上艾滋后，对他自身同性恋的性向曾产生极大的矛盾。社会对同性恋的歧视与偏见使他彷徨不安，而他所信仰的基督教会认定同性恋是一种“罪恶”，更令他自疚、自责。有一段日子，韩森也尝试压制他同性恋的冲动，他受过短期神职训练，跟了牧师到大陆去传教，以为从事神职可以“净化”他的欲念。然而韩森跟其他青年一样，对爱情的渴求这股本能自然的力量是无法抵挡的。几经挣扎，他终于认清并接受了自己：同性恋本来就是他人性中无法分离的一部分。
除了亲情、宗教信仰的支撑外，在韩森最孤独无助的日子里，是他的同性伴侣阿忠陪他走过了五年。阿忠明知韩森是艾滋感染者，还愿跟他共同生活，爱护他、安慰他，与他分担艾滋病带来的种种冲击与痛苦。韩森照顾一位叫茂盛的艾滋病患，茂盛躺在医院里愈来愈虚弱，韩森与阿忠一同为茂盛祈祷，为他唱圣歌。晚上两人抱在一起，为病势日沉的茂盛而哭泣，韩森在他的日记中这样记下：
不轻易哭的忠铭今晚也哭了，我想他大概想到以后的日子我因疾病将离开他的事实。但我们珍惜在一起的过程。
苦难把两个人的命运紧紧地拉在一起。保罗·莫内特在《时不我与》中，写到他与同性伴侣罗杰最后相依为命的日子，动人肺腑。
生之喜悦
韩森今年三十一岁，从他十七岁不到染上艾滋病迄今已有十四年，他的存活期几乎是一个奇迹，他恐怕是台湾存活最长的艾滋感染者，一九九七年他曾大病一场，差点过不了关。他的T4细胞一度降到五十多——这是一个危险讯号，表示他的免疫系统已非常微弱，后来幸好何大一博士发明的鸡尾酒治疗法及时赶到，韩森又一次死里逃生。他现在的T4细胞已回升到五百多，几乎正常。除了鸡尾酒治疗法外，韩森也练气功，服用中药补助。现在韩森看起来很健康，充满活力。他这几年，生活过得极有意义，除了主掌“希望工作坊”，从事宣导艾滋防治外，他曾到马来西亚、加拿大，参加世界艾滋大会，到香港出席亚洲华人同志大会，现身说法，教育大众。
他现在对艾滋的看法是这样的：
艾滋对我来说像是一个隐藏在内心初生的小孩，刹那间联结了我的生命。我曾经恨它、逃避它，也曾因它质疑了世上的情爱，更质疑我活着要干什么。它让我伤心，也让我哭泣，更让我焦急地面对未来的种种。从十七岁到三十一岁的艾滋岁月，从我年少轻狂到现在的成熟，我渐渐体会到生命的价值，就是我拥有了我生命的春、夏、秋、冬，以及我活着的尊严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拿走它！
——《韩森的艾滋岁月》序
说得好，让我们祝福韩森，替他喝彩，为他加油，希望这位山之子，在人生旅途上，平平安安地继续长跑下去。
——原载二〇〇〇年四月一日《康健》杂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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